汪丽等人的调查显示，2009年成都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7129元，其中劳务收入占比超过50%，约合每月300元，而衡量城市日常生存成本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300元，农民进城后其劳务收入仅够勉强维持生存。

50年代初，无论左派政党，还是右派政党，在强调国家干预、不同程度上实现经济国有化、计划化方面有相当多的共识。如达伦多夫所说，也由于社会政策的主要权利保留在国家手里，所以撒切尔夫人才能推行不得人心的削减福利国家的政策。

一些经济企业是跨国性的企业，它们拥有独立于某一民族国家的规章制度和组织机构，作为全球竞争者要为自己的每个行动寻找最优惠的主顾，例如，在越南进行生产，在法国进行销售，在英属的某个岛国上纳税。由此产生的资金筹措问题加剧了涉及社会福利国家成本的日益严重的合法性危机。战后，在同共产主义制度的竞争中，国家对社会福利的投资带有意识形态优越性的色彩，但在今天，失去社会主义国家的竞争压力后，福利投资却被看作是可以拆卸掉的成本因素，而为新自由主义的政党和政治家所拒绝。二战前，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使西方的政府首脑、学者认识到了自由竞争的弱点。一些国家比平均水平严重得多，如希腊和西班牙的财政赤字都接近10%，德国、法国情况稍好，分别为1%和5%。

法国历届政府所从事的改革主要是提高法定退休年龄，减少提前退休现象。实际上，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特别是退休保险制度是建立在两代人或者三代人之间的世代契约基础之上，也就是说，用目前在职就业人员交纳的养老保险费款项来支付现在退休人员的养老保险金，现在的就业人员将来年老退休，再起用下一代就业人员的保险费。你必须要让投资者为他的错误决策付出代价，必须要用破产惩罚债务人，市场的定价机制和约束机制才能够发挥有效作用。

这是很务实的态度，先搞清问题，再想办法解决。坏账虽然眼下看不到，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每一轮投资高峰之后，都会有大量的银行坏账出现，没有一次例外。坏账什么时候开始显现？有两个可能的触发因素，一个是经济增长继续放缓，企业经营状况恶化，现金流紧张，还款困难，坏账就冒出来了。第一次货币和信贷的极度放松在2009、2010年，第二次放松就是民间盛传的4万亿2.0版。

最近看到一个半官方数字，是前财政部长项怀诚在博鳌论坛上给出的：政府负债30万亿。报表上的数字你敢信吗？我是不敢。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提到政企分离、政府和金融分离，下一步要研究怎么落实。最近记者问新上任的财长，地方政府有没有可能发生债务危机。金融倒退给本届政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如果要推进新的金融改革的话，首先要处理的便是历史遗留问题，具体而言就是金融体系中的坏账。货币政策目标的官方表述虽然是多重诉求，例如稳增长、调结构等等，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最硬的指标还是GDP增长，而且货币供应作为总量政策，不具备调整结构的作用，结果就是为了保增长而继续发钞。

银行也是同样，民营银行你管那么多干什么？他自己掏钱办银行，风险意识比你强多了，你没必要管那么严。这不是什么新主张，而是国际上的共识，本届政府应该认真考虑，提高央行的独立性。即使政府负债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地步，起码30万亿，像项部长讲的，或者高达GDP的100%——50万亿，我也不认为中国会出现欧洲那样的债务危机。新主席说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这是令人鼓舞的

没有合适的人才来执行，一个完美的商业计划也会失败。这是因为投资和并购要创造价值，其最主要的原因是协同效应，这是在不相关的行业进行并购所无法提供的。

所以中国公司能够较容易入资或收购的往往是存在一定问题的公司或资产，比如陷入财务困境的公司，或开采成本高、前景不明朗的矿产。第一是持股比例，是否要求控股乃至全资持有。

在战略层面有两个问题中国公司可以作出不同的选择。实施跨境投资和并购对中国企业的团队和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既包括在交易过程中的评估和谈判能力，又包括在交易后的管理、消化和整合能力。但是，挖掘别人所没有看到或无法挖掘的价值，难度大、风险高，必须有过人的能力。比如，如果投资/收购方在技术实力上与目标方差距太大，很可能无力消化吸收目标方的技术，或无法留住目标方的高端技术人才。但在国际化的道路上，中国企业需要学会取舍，避免盲目地追逐机会，在战略一贯性和把握机会之间更好地找到平衡。如果交易的目的只是进入市场、获取技术以及一定程度上的产品线整合，持有少数股权很可能就能够达到目的。

在这点上，许多中国企业家需要克服原先的一些思维和工作习惯，减少决策的主观性，加强对前景和风险的客观研究。首先，中国企业在投资/收购前必须对目标公司做深入全面的尽职调查，包括其业务、技术、团队、市场前景和竞争状况、财务状况、法律环境和风险等各个方面。

中国公司在过去的对外投资或收购中蒙受损失，大都在尽职调查上出现了缺失。华为总裁任正非曾说过：国际市场拒绝机会主义。

企业的战略取决于其自身条件和外部环境，可以千变万化，但是跨境投资和并购作为实施战略的手段却有其共性和内在规律。除了上述战略性问题之外，中国企业在并购中还需要从战术上考虑如何减少或规避风险，提高并购的收益和成功率。

笔者在此仅归纳几点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和教训。企业领导者要以一个投资者的心态来衡量任何投资和并购的机会，树立追求投资回报和控制风险的理念。联想集团在对IBM电脑业务的收购过程中，就制定了详细的整合计划，甚至根据收购后的联合采购方案与供应商展开谈判，获得了价格让步，交易一经完成，就可以迅速产生效益。一旦出现问题，也很难依靠自己的能力解决。

而且，企业在一个不熟悉的行业里很难对行业前景和风险以及目标公司状况做出准确的评估，也很难具备在交易后有效管理和整合目标公司的人才。如果共同投资者在东道国拥有一定的社会声望和地位，还可以帮助化解东道国政府和民众对交易的疑虑。

万向集团在美国汽车零部件行业的一系列投资就是采用了参股的形式。过去30多年里，中国的经济环境和政策不断变化，人们常说计划赶不上变化，在中国市场里获得成功的企业也大都极为善于和看重把握机会。

其次，如果交易的商业逻辑在于通过整合创造协同效应，中国企业应该在交易过程中就制订整合计划，并对其进行充分论证，考虑其可行性和相关困难或障碍（如裁员的成本和法律障碍），以及所需的追加投入。各国的市场、法律、政治和社会环境各不相同，投资和并购又往往会引发各种复杂的博弈，这些专业人士可以帮助中国企业了解和适应当地的环境和游戏规则，控制风险，更有效地应对各种挑战。

日韩公司在澳洲资源行业的投资也大都采取这种形式，既获得了稳定的资源供应，又较容易为当地政府和社会接受。所以，中国企业在权衡跨境投资和并购时，要考虑自身能力和人才储备上的制约，在平时则需要注重相关能力和人才的培养和积累。研究中国企业的跨境投资和并购正是希望通过对这种手段及其共性的介绍，帮助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路上尽可能地避免挫折和陷阱。海外投资和并购成功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企业已经根据自身情况和市场机会制定了一个成熟可行的战略目的和计划。

第二个战略层面上的问题是所选择的目标公司或资产的质量。这些共同投资者除了提供资金以外，还往往能带来它们对东道国、相关行业和目标公司的认识，提高交易的成功率。

在此前提下，企业还需要明确自己希望从投资或并购中得到什么，交易要达到什么样的定性和定量的指标才值得企业在资源和时间上的投入。在这种情况下，难以想象为什么目标公司在新的股东手中会比原来更有价值，最大的可能是收购方付出了过高的代价。

入资或收购高质量公司或资产的机会很少，即使有，价格也会昂贵。如果没有这个前提，任何投资和并购都只会是无的放矢。